从外边匆匆回来，天已经黑了，还下起小雨。包里放着一册刚买的杨周翰先生译《埃涅阿斯纪》精装本。上周六恰好过３０岁生日，经过学校图书馆旋梯时，老远就望见书展的横幅。于是折进去游荡一番。末了以极便宜的价格，买下这部四百页的维吉尔名作，算作给自己的生日礼物。
杨周翰的译著一直为我所偏爱。以
在维吉尔短促一生中，值得注意的其实是他与屋大维之间耐人寻味的关系。维吉尔在青年时代经历了恺撒与庞培的内战。早在撰写《牧歌》的时候，他就成为屋大维亲信的幕僚。内战爆发以后，维吉尔目睹了屋大维相继击败政敌和昔日的亲密战友，接受了“奥古斯都”的称号，一步步走向政教合一的神坛。自从恺撒被奉为神明之后，屋大维成为理所当然的神之子（ｄｉｖｉ ｆｉｌｉｕｓ）。不得不提的是，屋大维试图复兴古罗马的典章制度，笼络文人，自己也热衷写作，但同时却又高筑文网，操控言论。对于维吉尔来说，毫无疑问，他景仰屋大维横扫六合的雄才大略，却也对后者“清教徒式狂热”的面孔背后隐藏的冷酷、铁腕以及迷信暗生疑惧。
在这种微妙的情绪感染下，维吉尔的诗作中，除开对“放牧、农田和领袖”深情赞美以外，“虔敬”这一主题如同地中海的海水一样冰凉枯涩。在《埃涅阿斯纪》中，这一主题更是明确内化为个体命运对国家逻辑的臣服。杨周翰提醒读者，《埃涅阿斯纪》与希腊的《荷马史诗》的最大差别，就在于阿克琉斯和奥德修斯一度高扬的个人主义的英雄旗帜，到了大一统的罗马帝国时代已经黯然失色。国家的神圣律令与对宏伟远景的动人描述，取代了昔日城邦的美德与哲人的垂训。“埃涅阿斯的行为都是为了建立一个新民族、新国家，个人幸福必须通过斗争而牺牲掉，他不是个人英雄而是民族英雄、领袖、组织者和民族象征。”从译者写于１９８３年除夕之夜的这段序言中，今天的读者不难翻检出二十世纪漫漫长夜中类似的回忆――这大概也是所谓“读史早知今日事”吧。
阿诺德昔日曾盛赞维吉尔与莎士比亚是两个能给人带来“甜蜜与文明”的诗人，因为他们“灵魂里最突出的是甜蜜与光明和人性中最具有人情的一切”。坦率地说，这一描述稍嫌褊狭。原因在于，只要注意到《埃涅阿斯纪》中狄多的饮刃而亡（据说这一细节曾令青年奥古斯丁一掬同情之泪），或是《麦克白》中女巫的预言、《哈姆莱特》中疯癫的奥菲利亚，都不难感受到维吉尔与莎士比亚的丰富，几乎穷尽了生命中每一个细小的角落。可以说，对他们的任何一种类型式的概括，都容易导向对复杂人性的化约，不免失之偏颇、流于肤浅。诚然，维吉尔被他所处的文化塑造，同时也受制于这种文化，但如果我们阅读时有足够的专注力的话，不难看到，维吉尔的伟大之处，也许正在于他的“虔敬”背后隐藏的对于人性的悲哀与惆怅。无疑，这在很大程度上要拜他那些希奇古怪的哲学思想所赐。在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之上，他对罗马英雄的高歌和低吟，也达成了新的平衡与和谐。因此，与其说维吉尔那些诗藻与韵律的盛宴，洋溢着的是“甜蜜与光明”，倒不如说它们在揭示事物无情活动的严肃性的同时，也赋予读者由理性而知识而善的永不磨灭的信心。在这一点上，丁尼生堪称维吉尔的远年知己：“人类不可知的命运使你悲哀，在你悲哀之中有着庄严。”
说起来，我对维吉尔英雄史诗的了解，很大程度上要感谢十余年前初中同学Ｄ君。那时二人均极爱数理，Ｄ君数学甚佳而物理却反不如我。某日在操场旁的泥地上，我们以长柄伞尖在地上画图讨论物理题时，曾谈及数理公式之美。我说自己可能更喜欢简约而解释力强大的方程，而Ｄ君则似乎偏爱繁复而具有内在和谐的等式。他建议我抽空找来维吉尔的《埃涅阿斯纪》翻读，并提醒我仔细观察诗歌内部的相互关联，才能领会那是何等的美丽和富有力量。我也是那次才了解到，他对于古典文学的熟稔远胜于我。记得当时我只是回答，应先学好拉丁文再读原著为佳。此后毕业分别，不复再见，数年后才辗转听到Ｄ君自尽的消息。又过了好些年，我闲读《歌德谈话录》时，注意到诗人与爱克尔曼共同欣赏铜版画时曾说，趣味不能借助中庸的作品去培养，而只能凭借最高的杰作来养成。“所以我只将最好的给你看；你借杰作巩固了你的趣味，那么你就得到对于其他东西的尺度，不会将它过奖，而能适当的评价。”歌德的这番话真是剀切中的，娴于经典的Ｄ君应当是熟悉的，可惜已无从问起了。我深信，《埃涅阿斯纪》当得起“最高的杰作”的评价。只是这些年来，我像个独行客一般东奔西跑，贪看的多是“中庸的作品”，趣味自然也没有丝毫的长进，更不必说学习外文亲炙原典了。当年在校园树阴下与Ｄ君说过的话，我今天都还记得。回想起来，伤感之外，只有惭愧。
